隔壁，走過去不過短短200米。
那里即將開始的庭審事關三條人命和一個法醫的職業榮譽。
但來不及猶豫，我朝相反方向，第一時間趕往又一起命案現場，錯過了當天田華案的庭審。
當我帶著出現場的一身疲憊回到辦公室，已是下午。
前去旁聽的法制科同事告訴了我庭審的經過：同事費勁鉆進橫窗的努力沒有白費，攀爬的偵查實驗得到了認可；我親自到看守所幫田華穿襪子，提取到的足印也被采納；血跡的第三方鑒定人、中山大學教授作為專家證人，出庭接受了質詢。他當庭向蘇律師解釋，4號樣本未檢出DNA是因為血跡的量太少，其他兩處血跡檢出的結果與最初一致。
懸著的最后一顆釘子終于敲定。不管過多少年，審多少次，這些證據都足以將罪行釘死。
聽完庭審的情況，我長舒一口氣，什么也說不出。
我在空蕩蕩的走廊里，靜靜發了會兒呆，轉身回辦公室，在沙發上補了一覺。
經過漫長的一審、二審、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，從“刀下留人”算起，時間又過六載。
我還是會時不時聽到有關案子的消息，田華依然堅持喊冤，但媒體的報道卻再也沒有分給他更多的版面。
蘇律師陷入了困境，一起命案的訴訟，平均會耗掉一個律師兩年，而田華這個發回重審的案件會耗多久，他無法估計。
終于，在第四年案件二審之后，蘇律師放棄了這個案件。
媒體和大眾需要的只是結果，我和檢察官們還在慢慢完善案卷的細節。補充的案情說明加上各種材料近百頁，紙質檔案袋因為磨損，前后替換了3次。
我的辦公桌上，檔案袋來了一批，又還了一批，只有田華案的檔案在我抽屜里一放就是6年。
雖然一次次的交手，讓我打從心里感到疲憊，但這起案件后，我們內部辦案的流程都嚴謹了不少。
我們會追溯物證的源頭，各部門間對同一件物證統一稱呼，凡是從現場取得的物證都會無一遺漏地拍攝特寫細節照片。
誰也不知道，會不會出現第二個田華。
案件辦完那天，我叫來勝哥一起吃飯。我們倆干了一杯可樂，感慨著破案過程的漫長，他接過話頭說：“其實早都注定了。”
勝哥又想起8年前抓田華時，拷在田華手上的那副印著“四川峨眉山警械廠”的手銬。
廣東與四川遠隔千里，給我們供應警械的廠家也不是四川的，那只手銬估計是出差辦案的兄弟偶然帶回來的。
殺死了峨眉山的弟子，又被峨眉山的手銬銬住。
“老天都不會放過他。”
我放下杯子，示意勝哥看看桌上的報紙，我刻意折好了一頁留給他看